汞、铬、砷、镉、铅等都是重金属，因含量超标而造成污染乃至影响人体健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有些重金属会破坏人的细胞、脏器、皮肤、骨骼、泌尿系统、消化系统、神经系统，有些会致癌、致畸、致突变，因而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。土壤重金属超标、农产品镉超标、大米污染等，均是热点议题。土壤是污染物的最终归宿。土壤对重金属污染没有自净能力，反而有累积性、隐蔽性、持久性等特性。土壤一旦受到重金属污染，危害将长期存在。土壤性质会恶化、植物功能会失调等。通过精密仪器化验土壤样品、检测农作物或研究对人畜健康影响后，才能确定重金属污染的存在与否及严重程度。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和修复难度大、成本高、时间长，因而须有正确的思路和技术路线图。
摸清家底。现有研究均认为，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，局部地区污染严重。虽然环保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农业部在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、检测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但受取样密度、测试条件等的限制，现有数据仍十分有限。针对污染物来源复杂、土壤污染问题凸显、家底不清等现状，开展区域和重点地区场地的污染调查，分析诱发原因和变化趋势，十分必要。从治理需求出发，应当区分人为活动的次生污染和非现代人为的原生污染;次生污染可以防治，原生污染是否需要治理应当进行技术经济评价，进而为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思路和技术路线图奠定基础。
效法自然。自然恢复为主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;效仿自然，也应为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原则。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和修复方法有物理法、化学法、植物法等。效法自然，以较低成本治理重金属污染。自然条件下，物质浓度由高到低是熵增过程;植物将分散的物质富集起来是熵减过程。避免地球熵增，可利用植物富集土壤中的有毒元素。加入土壤改良剂可以减少重金属污染危害;通过调整农作物品种结构，也可以收到一定防治效果。
需求导向。以土壤修复后的用途为导向，确定修复与否或采取什么措施修复。对次生污染，应重视预防，包括关停、搬迁有色金属冶炼、化工、农药、电镀及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、使用企业等。没有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的生产就不会有排放，技术水平高、管理水平好的企业排放会少一些，产业升级、淘汰落后、技术改造因而是重要的预防措施。修复后的土地须达到相应的用途标准。对农用地而言，不同农作物对土壤成分的吸收能力不同，土壤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因而是间接影响;不必“谈虎色变”。环保部已经发布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》，是判别污染治理效果的依据。建筑土地也应重视土壤污染问题。
保障健康。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目的是保障健康。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以达到保障健康的目的，不仅要因地制宜，设立目标和治理绩效，还要考虑采矿、有色工业生产、有色金属再生等行为主体，更要考虑治理土地后的用途，这些影响投资是否物有所值。应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，使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协调;处理好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、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，以法律、标准、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措施，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。由于多种原因，同一场地，采用不同评价方法，由不同群体评价，会得出不同结果。因此，应加大监测、评价力度，建立数据库并实现共享，强化检查和处罚，确保收到预期效果。
用好政策。政策的本质是利益调整。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和修复涉及到投资政策、税收政策、土地政策等，用好政策是企业的期望。对企业而言，从实际出发，申请到治理项目也就争取到了政策，须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。
创新模式。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要解决用什么技术路线，政府怎么管的问题，要解决钱从哪儿来、靠什么回报的问题，不仅需要技术创新、制度创新，更需要商业模式创新。选什么技术路线的核心是成本，是性价比，本质是政府花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服务。财政部、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政府和社会资金合作(PPP)文件，按照基金模式进行重金属污染治理成为可能的方向。资金无论来自政府还是社会，均要考虑营利模式。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和修复需要技术进步，体现在技术思路、技术工艺和装备(固化的技术)等方面。
顺应潮流，用好政策，发挥比较优势，满足市场需求，创新商业模式，应成为重金属污染治理企业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。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趋势，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;顺应这一趋势，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应从源头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，这也是最有效的措施。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和修复工作，应当采用先进理念和成熟适用技术，尤应关注大数据这一国际潮流在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的研发和运用。我国的重金属污染治理、土壤修复领域只有零星数据，还没有大数据，如何开发以往积累下来的大数据，需要企业家的探索，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应建立起全社会的诚信体系，从过去竞相压价导致“两败俱伤”的“双输”战略转变到成立技术联盟或产业联盟的“双赢”战略。只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，才能解决重金属污染防治问题;只有解决土壤重金属污染，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，才能使人体健康少受重金属污染的伤害，才能有美丽中国的早日到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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